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专门为本报撰文，就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系统阐述。

而且，技术性要素的欠缺与不完善，以及客观环境、发展阶段、征管技术手段，等等论据，都不应作为应该不应该征收遗产税的理由和根据，仅仅只能作为能不能顺利实现征收的理由和根据。在一般情况下，遗产税征收不应伤害一人地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相反，如果一国的遗产税开征不符合人道自由的最高原则，是非人道非自由的，是不把纳税人当人看的，是不使纳税人成为人的，是未经纳税人同意的，是违背纳税人税收意志的，是无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那这种遗产税就是恶税，自然应该拒绝和反对。显而易见，关于遗产税该不该的争论，本应在这个层面展开和进行。问题在于，国家凭什么要向富人征税，而不是向穷人征税？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便不会让富人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因此，一旦他离开这个世界，就应该将他过多借用这些资源积累的财富中的一部分通过遗产税其它方式返还给这个社会，不能单独留给他的后人。既不可能完全遵从人道自由的最高原则，也不可能完全遵从公正公平等的根本原则，自然，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原则。

试想，如果遗产税本身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民意基础就不坚实，税权监督不到位，税权滥用现象大面积存在，取之于民的不能很好地用之于民，用之于民之所需，既不符合人道自由的最高原则，又不符合公正平等的根本原则，自然也就无法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无助于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无助于促进代际公正和平等，无助于增进代际之间的福祉总量。毋庸讳言，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方才能够谈论遗产税如何开征，怎样开征等技术性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

人们常说，要对症下药，不能病急乱投医。针对上述投资机会，是否有资金可以投资？从政府角度看，目前我国累计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在全世界属最低水平，即使计入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占比也不高。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13个季度的经济下滑？ 我个人认为，2010年一季度以来的经济持续下滑，是由于整个国际经济尚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周期性因素。还有一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是0.5%左右，两者相加，若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2013年至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应达到7.3%。

所以，我个人认为，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反周期措施看，中国还是应该以投资拉动为主。如上分析，以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可以推动投资增长，还可以刺激消费。

即使，以最高的估计17万亿来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两者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放眼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积累的负债低于50%的极少。有目共睹的是，在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7.5%时，我们政府采取了支持铁路投资、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措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迅速转暖，达到7.8个百分点。比如，现在的基础设施，过去主要是城市和城际间的高速公路、港口和飞机场，但城内的轨道交通、地铁和道路严重不足，地下管网严重老化。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还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经常面临一个困境：即使国内有资金，要投资必须从国外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而国外进口就需要外汇，他们经常受限于外汇不足。因为从1978年到2007年的19年间，我国年均消费增长7.7个百分点，在世界上是很高的水平，但在投资拉动受到最严厉质疑的2008年至2012年间，消费增长年均是9.1%，比原来的水平还提高1.4个百分点。显然，既能提高生产力、消除增长瓶颈，又具备较高经济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众多。我国改革开放后与它们的发展的轨迹、道路、模式一致。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提高价格信号的准确性，为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创造条件。应该采取哪些反周期的措施？以刺激消费为主，还是继续以投资拉动为主？这在国内各界争议较大。

到下期将转化为生产力，国民经济就能增长，收入就可提高，提高的收入可以再用来支持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已跻身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达6100美元。

在此状况下，应该以投资，当然指的是有效的投资，作为反周期措施。编者按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表述，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就属高收入国家。  必要时采取反周期的刺激政策 但以投资拉动为主，前提必须是有效的投资，即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投资，而非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以投资拉动多年，是否还能找到有效投资的机会？只要仔细分析，机会很多。我国还是财政状况很好的国家，更何况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并非像其他发达国家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没有物质作为抵押。

我们必须深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充分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韩国197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

因此，我相信，只要我们根据当前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必要时采取一些反周期的刺激政策，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就能维持在所期望的水平。利用比较优势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

其理由是，中国存在很多体制机制性的问题，这种体制机制性问题未导致危机，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不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离不开投资。

我粗略估算，如果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2%，但我们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9.3%，2012年是7.8%，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  2020年我国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 通过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提升，资本加速积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也会随之加快。那么，到底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我认为，关键的是，要分析2010年一季度以来连续13个季度的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从目前的国际经济增长态势看，短期内发达国家很难走出困境，造成我们的外在需求相对疲软，这种情形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以消费拉动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

  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由于是国际周期性因素，为维持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必须采取反周期的经济措施。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为什么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维持8%增长的潜力呢？众所周知，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五年来，这些政策所支持的投资和消费，在缺乏新的刺激因素的状况下，增长率下滑是一个必然。

目前，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体制机制性的矛盾就要爆发。经过33年的高速增长和对外开放，我国也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成为全球对外贸易最有活力、最开放的经济体，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

如此，中国完全有可能继韩国和我国台湾之后，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这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也必将做出巨大贡献。东亚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二战后少数几个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就是因为东亚经济体一直都是市场经济，同时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所以，造成中国2010年后连续13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外因，即发达国家尚未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经济发展滞缓，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不振。如此，投资和消费均可得到有效促进和支持。

如是后发优势的利用让它们实现了20年7.6%-9.2%的增长，就代表这个后发优势让我们还有20年年均8%增长的潜力。唯一能支撑经济较快速增长的是消费，在此状况下，显然，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非是体制机制所致，也并非我们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使然，而是国际周期性因素引致。

鉴于此，我认为，政府作为反周期的财政空间依然很大。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地方投资平台的债务为10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2%，两者加起来的负债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

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亮点。■解决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问题 ■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问题 ■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设置等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五位一体改革的纲领性文件。